"> 颜同林:《华商报》副刊与1940年代港粤文艺运动
颜同林:《华商报》副刊与1940年代港粤文艺运动
发布时间:2019-09-29 16:47:23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  作者:颜同林  点击量:

 

编者按:本文刊载于《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文学语言研究(编号:17BZW19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颜同林系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省省管专家,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诗歌理论研究。文章指出,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的文艺政策,随着《华商报》在港粤地区创办而得以复制和移植。《华商报》副刊的创办与编读活动,参与领导了港粤地区文艺新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吕剑、华嘉等副刊编辑人员,则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文艺活动,为华南地区文艺方言化、大众化的文艺思潮做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集中编发方言化文学作品是《华商报》副刊中一个有特色的环节,构成了港粤文艺运动中的重要现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政权,在1942年5月便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批著述为标志,奠定了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方面在传播与接受上不断开疆拓土,由解放区而国统区,影响全国不同政治生态的广大地域,表现出阶段性特征;另一方面则导致了“文艺的独立属性发生了变化”,新的审美范式正在形成,文艺的选材、思想、语言诸多方面都有明显的转变,而且这种转变越到后来越明显、越典型。——文艺的大众化、方言化、民间化趋势日益明朗而稳定,形成了一股时代的文艺新思潮。在这文艺新潮的激变与涌动中,除了解放区大量作家们在思想倾向上的接受、传播以及在文艺创作上的践行等重要环节之外,关键点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新闻力量所创办的报刊等阵地。有明确政治倾向的报刊自觉地承担了引领文艺思潮向何处走的历史使命,不可否认一个具有坚定不移党派色彩、党性立场与党化文艺的报刊,往往能深入而持久地影响同时代作家并成为推动某种文艺思潮的绝对力量,其地位与作用不可取代。比如《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伴随着解放区文艺的发生与演变,深入地左右了解放区文艺的方方面面。

差不多同时,解放区领导文艺的模式也在非解放区得以复制和推进。创办于武汉后又迁移到陪都重庆的《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国统区的最有力存在,作为团结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最重要机关报,它显然是共产党在国统区坚固的前沿堡垒。民族统一战线力量,自然包括文艺、文化领域,两大政党的政治斗争、文艺斗争,在《新华日报》上有阶段性的呈现。抗战文艺、大后方文艺的左翼力量,合法性地由《新华日报》担当了主角。创刊于香港、先后停刊又复刊的《华商报》,作为共产党以统一战线形式出版的重要日报,实际上在1940年代的港粤地区充当了中共宣传的喉舌,在港粤文艺领域发出的声音也是独特而雄健的。“在战后香港的文化、宣传阵地上,中国共产党显然比国民党成功得多。……已经从作者、编者、读者及其共享空间上构筑成了一个左翼文化影响、传播机制。这一机制在全国反独裁、争民主的背景下运行得异常顺畅,几乎主导了本时期的香港文坛。”显然,传媒报纸是其中关键的一环,特别是《新华日报》在解放战争时期被国民党勒令停刊以来,《华商报》已是共产党领导的且在非解放区十分重要的大型日报,特别在以香港、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对于宣传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对海内外统战工作,以及引领文艺新思潮方面,都起到了不可代替的砥柱中流作用。

一、《华商报》创办与文艺创作的新阵地

1940年代初,因为特殊的政治形势以及地理位置与环境,英国殖民统治之地香港成为国共冲突与交锋的新阵地之一。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全盘重新考虑下,除了继续在重庆办好《新华日报》之外,又着手在香港谋划并出版日报《华商报》。具体过程是这样的: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根据党的指示,在廖承志同志的领导下,由桂林、重庆等地撤退到香港的同志以华侨商人名义在香港创办《华商报》,时间为1941年4月8日。报纸的方针是明确具体的,即周恩来同志所指示的在“香港建立我们自己的宣传据点。”“不用共产党出面办,不要办得太红了,要灰一点。”换言之,即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少谈马克思主义、阶段斗争等,中共中央的文件、政策也要适当刊载出来。《华商报》是一份晚报,每日四版。其副刊栏目最先取名《灯塔》,编辑先后有廖沫沙、陆浮、郁风等人,报社分管副刊的是夏衍。据当事人回忆,在香港扎下根来的这份报纸十分重视社论和文艺宣传,夏衍除主管社论和文艺版外,还要做党的统战工作;茅盾居留香港期间也参与进来指导文艺运动,或参加座谈,或组织文章,还写过不少短论。同年5月,为了加强对战时香港文化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还成立了“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五人组成,基本队伍和《华商报》办报人员是重叠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下分文艺、学术、新闻三组,文艺组由夏衍负责,文艺活动通过公开的座谈会形式进行有组织的活动,譬如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有夏衍、茅盾、胡风、戈宝权、叶以群、杨刚、袁水拍、黄药眠、叶灵凤、戴望舒、徐迟等;戏剧座谈会有宋之的、章泯、于伶、蔡楚生、司徒慧敏、凤子、葛一虹等。文艺座谈的活动定期或不定期,差不多每周都有,讨论当前的时局和时事政策,对香港文艺运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指引作用。以《灯塔》副刊来论,取名也有指引方向、标明高度等寓意。在夏衍执笔的《未能免俗的介绍——算是发刊词》中,其副刊指导思想是真实、公道,是“文艺化的综合副刊”,“是读者大众的园地”。《华商报 》除一周五期的《灯塔》之外,还先后办了一些短暂的周刊、专页之类。《灯塔》有言论专栏,如《灯下谭》、《东拉西扯》,走短小精悍的编读路线,文字方面以杂文居多,主要作者有夏衍、廖沫沙、茅盾等人,胡仲持、曹伯韩、林林也偶尔替报纸副刊写稿。茅盾回忆在大西北、新疆的回忆录《如是我见我闻》,巴人的《沉渣》、艾芜的《故乡》等长篇小说均在《灯塔》连载,吸引了很多读者,影响较大。同年11月,《灯塔》将大量版面用于祝贺郭沫若五十寿辰和从事文艺活动二十五周年活动,包括转载周恩来《我要说的话》等文章,是当时一个重要的文艺举措。可惜好景不长,《华商报》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停刊,时间是当年12月12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生存了半年多的时间。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以及南方局在新的时代面前经过全面决策,决定派出章汉夫、胡绳、冯乃超等同志,先后从陪都重庆马不停蹄赶赴由英国管辖的香港,汇合广东区委的饶彰枫、连贯等同志,经过艰苦的筹备、运作,最终复刊了《华商报》,时间为1946年1月4日。《华商报》创办不久,运行良好,又腾出手来创办了新民主出版社等出版机构,便于出版左翼文化人的著述,巩固既有的宣传、舆论阵地。《华商报》副刊栏目为《热风》,一年半后又改名《茶亭》,编辑先后是吕剑、黄文俞、华嘉、杜埃、吴荻舟等人。夏衍仍然负有指导之责,当时是以共事为原则,没有明确的分工。《华商报》后于1949年10月15日停刊,历时三年零十个月左右,副刊则提前一天终止。复刊后的《华商报》副刊《热风》,借鲁迅1925年出版的杂文集之书名《热风》,刊头题字也是特意选取了鲁迅先生手书的字体,移用过来,表达这样的寓意:“敢说,敢笑,敢怒,敢骂,敢打”,“正视和针对着社会现实,有力地表示其爱恨,爱人民所爱的,恨人民所恨的。”据当事人回忆,在吕剑任副刊主编期间,《热风》副刊连载了萨空了的《两年的政治犯生活》、茅盾的《苏联游记》等作品,带有政论性质,或是游记体。杂论性质的连载文字还有东方未白的《无所不谈》,三流的《心照不宣》,以及少史公的《俯拾即是》等等,接续了共产党所办报纸针砭时弊、依托杂感等特点。文艺专栏的辐射面比较广,主要作者队伍比较固定。

华嘉以前在桂林《救亡日报》工作时,在夏衍的指导下编过副刊。吕剑主编《热风》一年半之后离职去解放区工作,华嘉接续吕剑一职掌管副刊,编辑副刊《热风》约有一年,后改由杜埃负责,同时改《热风》为《茶亭》;杜埃主编副刊有半年之久,调走后又调华嘉到《华商报》接编《茶亭》,大约也有半年。因此,吕剑、华嘉主编《华商报》副刊时间最长,个性也最为鲜明。期间夏衍程度不一地参与过一些工作,据夏氏回忆“当时分管文艺工作的是邵荃麟和冯乃超。《华商报》副刊《热风》主编是华嘉,到1947 年我从新加坡回到香港,华嘉一定要我替《热风》出主意,写文章,这样我就分出一点时间,到编辑部参加一点工作。”1949年8月下旬,为了迎接广州解放,中共中央决定《华商报》停刊,以原班人马为基础创刊《南方日报》。在这一过渡阶段,自当年9月1日起《华商报》便全部取消了文艺专栏,《茶亭》也被停掉,全部纳入一个综合性的《副刊》里面,这样一直到《华商报》停办为止。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虽然副刊编辑屡经变更,副刊在中途也曾不断更名,但一直坚持了下来,成为《华商报》办报历史上的一大亮点。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复刊的《华商报》,其副刊的定位是通俗性的文艺综合副刊,以香港普通读者为服务对象,既迎合了小市民的趣味,也兼顾了大多数底层百姓的品味,综合性地呈现出一种新的文艺潮流。它既体现在编辑队伍的构成、思想、趣味之上,也体现在刊发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之上。这是其一。与《华商报》复刊同时或略后在香港创办的还有不少类似报刊,譬如,在当时香港报刊界有名的《正报》,便是原东江纵队《前进报》的杨奇等人主事创办的。另外,出版周期不一的文艺期刊、文艺作品丛书等也陆续问世,成为文坛热闹的一幕。周钢鸣主编的《文艺丛刊》,夏衍等主编的《野草》,司马文森等主编的《文艺生活》,茅盾主编的《小说月刊》是当时的佼佼者。在诗歌方面,曾在重庆写作方言诗甚勤的沙鸥,新办了《新诗歌》,原籍广东的黄宁婴,主编了《中国诗坛》。这些报刊陆续新创,虽然存在的时间大多不太长久,但是其意义不容忽视。这是其二。以《华商报》、《正报》等为主,以其它类似政治倾向的文艺报刊为辅,在编辑人员上互相交叉,时而借用、借势、引智,还将短暂停经香港的左翼文化名人吸纳过来为报纸副刊出谋划策,形成了一个共同的阵营;在作者队伍上也是关注与培养有政治情怀的理想作者,及时推出一批文坛新秀,着力营造了一种新的文艺气氛。这是其三。

总之,不论是重要党报党刊的文艺副刊的创办,还是纯文艺性作品报刊的问世,都合力创造了时代的条件,促成了某种文艺新潮的诞生。1940年代中后期,在南方的港粤地区,因为政党对峙、中英关系等原因,竟然成为战后的中心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重要地位。正如犁青所言“从1946至1949年的南来作家在香港的第二次大聚会,使香港成为中国国统区文学的中心地,也造成香港文学的第二次的兴盛时期。”这一说法也印证了港粤新文艺思潮发生的背景与实况。

二、“讲话”南移与编辑作者的时代担当

文艺服务于政治,是共产党文艺政策的不二之选。具体落实时,主要策略则是以“讲话”为主,由延安向全国不断散播。“讲话”北上、东进、南下,成为主要的路线图。对于港粤地区而言,“讲话”不断南下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成功的尝试。“讲话”精神成为港粤文艺运动的思想指针,是移植的、外来的。这一过程自然离不开《华商报》、《正报》等阵地。共产党领导和影响的报刊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散播,在理论与作品两个方面同时推进,成效显著。为了统筹、整合,“讲话”精神还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专门予以重点推行,以邵荃麟、冯乃超、周而复为代表的一批中共党员文化人士,加上郭沫若、茅盾等居留香港的大量左翼文人,全部劲往一处使,为宣传贯彻共产党在港粤的文艺政策建言献策,终于让“讲话”在港粤文坛落地生根。文艺的目的,文艺的使命,诸如此类崭新命题,春风化雨般成为作家思想的新芽。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文艺的方言化、大众化,也成为港粤文坛耳熟能详的话题。

文艺与政治捆绑在一起,两者之间的关联由此可见一斑。政治宣传离不开民众动员,民众启蒙仍有巨大市场,改造文艺,改良文艺则是最有力的途径之一。正式引发这一话题的是《正报》,它创办不久便发表了林洛《普及工作的几点意见》。林洛一文的着力点是文艺的普及,由“讲话”的普及与提高这一命题引申而来。文艺普及离不开文艺的本土化,由本土化联系到方言文学运动。这在全国来看是一个旧问题,但是在港粤地区这一特定区域则是新问题。地方文艺、方言文艺,一般与通俗写作相关,林洛主张以浅近的文字夹杂着提炼过的方言去写,目的是让普通民众接受,成为文艺的消费者。关键的一点也挑出来了,即是用提炼过的方言去写作,还是用港粤地区的纯方言去写作,林洛是主张前者。紧接着林洛这一议题的是蓝玲、孺子牛、琳清、阿尺诸君,不同思想立场的作者各抒己见,把方言写作的讨论铺展开来。除了《正报》大量刊发此类讨论之外,《华商报》、《华侨日报》、《群众周刊》等先后加入,或附议、或反驳,成为一时之热点话题。尽管报刊阵营扩充了,作者队伍也显著扩大了,但最大的争议之一用什么样的语言写作的问题。用纯粤语写作,还是用提炼过的粤语来写作成为讨论的焦点。主张用纯粤语写作的似乎人多势众,占了上风。譬如《华商报》副刊编辑华嘉在这一方面旗帜鲜明,主张纯粹采用粤方言并提出“方言文学”口号,全力支持这一口号的有静闻、林林、楼栖、薛汕等人本地文化人,连暂居香港的郭沫若、茅盾等人举双手表示赞同。“为了普及而写、为了工农而写、完全用方言写作——为后来许多论者所认同,成为论争中的主流观点。”华嘉的观点有代表性,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华商报》副刊声音的呈现,显得理直气壮。

其次,引起这一争议的重要资源则是解放区文艺。在解放区文学版图中,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为代表的赵树理小说,以《王贵与李香香》为代表的民歌体新诗,都是奉行群众口语为文学语言的典型。比如,对李季用陕北群众语言写的《王贵与李香香》,在香港文坛评价甚高,《华商报》曾有这样的报道:港粤文协研究部主持的“‘通俗文艺座谈会’第三次会,廿二日假中原剧社举行,到了二十多人。这次主要为研究北方李季作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首由吕剑朗诵《红旗插到死羊湾》和《自由结婚》两段,韩北屏朗诵《自由结婚》和《崔二爷又回来了》两段。继由周钢鸣作研究报告,然后展开讨论。荃麟、华嘉、黄宁婴,洪遒、庞岳、楼栖等十余人均热烈发言,对主题、结构、表现方法、语言等均有所检讨。最后由周而复报告北方人民对该诗的评价和爱好,一致赞为卓越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斗争的诗歌。而怎样运用,改造民歌以创造新诗歌,就成了当前诗歌工作者的讨论与实践的课题。”在“三大战役”以后,《华商报》副刊及时宣传解放区文学,对解放区文学的大众化文艺作品,尽可能加以介绍与积极评价,后又开辟新中国文艺的栏目,可谓尽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在港粤地区,通过共产党自己的报刊阵地,加强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多重联系,可见延安文艺理论的输出路线和影响力。

以方言化、民间化为底蕴的港粤文艺运动是理论先行,作品跟进,两者具有同步性。方言文艺理论方面,保持作家的目光向下看,看到民间、底层广大民众的语言习得,强调语言的地方性,这一文艺语言观念相当典型。譬如,1947年香港文坛举办通俗文艺座谈会,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也大量开展文艺通俗化活动,以通俗之名将文艺方言化、民间化。香港分会曾经设置“广东方言文艺研究组”,下面再细分为广州话、客家话和潮州话等小组。从1948年年末至1949年年初,随着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香港方言文艺的发展也迅猛起来,迎来了方言文艺的又一高峰。“广东方言文艺研究组”易名为“方言文学研究会”,阵营不断扩大,方言文艺活动也有增无减,刊物、报纸上还定期不定期地开设方言文学的栏目。《华商报》在这一过程中,或是主导讨论,或是参与活动,或是推出作品,成为一个重要的滩头阵地。《华商报》“茶亭”副刊上刊出过一段时间的“方言文学专号”。主持副刊工作的编辑华嘉,及时地出版了《论方言文艺》这本理论与作品兼收的书籍。此书的上篇是理论类,下篇是作品类,两者对照,可以看出作者的用心之所在。理论类论文收录有《论普及的方言文艺二三问题》、《关于广方言文艺运动》、《方言文艺创作实践的几个问题》、《关于方言文艺的创作方向》等文献。此外,征得冯乃超、荃麟等同意,将两人执笔的《方言文艺问题论争总结》作为附录也一并收入。下篇的作品类则收了《算死草》等粤语作品。其中,冯乃超、荃麟两人执笔而作的《方言问题论争总结》,实际上是港粤文坛方言文艺的权威总结,代表了中共中央领导华南文艺的权威声音。这一总结的立场是肯定方言文学,“方言文艺的创作运动,是为了文艺的普及,也是为了文艺的大众化”,“今天方言文艺创作运动的基本方向,是‘面向农村’,写农民,为农民写,和反映农村的生活与斗争,这大概是没有问题的了。”

《华商报》在参与文艺潮流的建构中,重视推出以粤语为语言底蕴的本土作家,如香港本土作家侣伦的长篇小说《穷巷》,一经《华商报》连载便成了流传甚广之作。以方言小说著称的还有黄谷柳的长篇《虾球传》。1947年年尾,《华商报》副刊连载《虾球传》第一部《春风秋雨》,历时一年多刊载完毕。差不多同时,《华商报》又交叉连载江萍的方言小说《马骝精与朱八戒》,影响甚大。这几部小说,从语言角度来看,都是用粤语去写港粤地区的人事,特别是对话部分,粤语风格最为典型。方言故事小炒家的《炒家散记》,方言小说班龙的《忙人世界》,也是典型的用粤语写作的作品。——虽然在理论上主张纯方言写作的居多,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贯彻下去。粤语复杂、自造字词较多,写作起来比较棘手,反而是提炼过的粤语,运用较为自如。在小说方面,基本套路是夹杂方言适用于对白部分,叙述语言是去方言化的,或是泛方言化的。

至于新诗创作方面,除抗日战争胜利后最先去香港且在《华商报》编副刊的吕剑、华嘉之外,一批外省诗人如沙鸥、王亚平、马凡陀等曾短暂居留香港,因为他们本身偏向于方言化写作,参与港粤方言诗运动颇为积极。另一批人是港粤当地的本土诗人,人数最多,在方言诗歌创作的类别上主要是以客语、潮汕方言以及粤语来写作。其中标明是粤语诗,或是海丰民歌、陆丰民歌之类的比例最大。据亲历者回忆,此一阶段的香港诗坛基本成员是“新诗歌”社和“中国诗坛”社的诗人,“由香港文协的研究组冯乃超和热心于方言诗创作的符公望领导,组织了‘方言诗歌工作组’,有系统的组织了方言诗的创作和活动。黄宁婴负责广东方言组,薛汕负责潮州方言组,楼栖负责客家方言组。冯乃超、邵荃麟、钟敬文等均给予热心指导。钟敬文还担任了‘方言文学研究会’会长,开展各项工作。丹木写了潮州方言诗,楼栖写了客家方言诗长诗《鸳鸯子》。沙鸥等写了四川方言诗,犁青写了厦门方言诗,黄宁婴写了广东方言诗,并经常为青年粤语方言诗人的作品进行评改。”这一回忆与描述是可信的,大体勾勒了当时的主要创作阵容,而且这一批诗人或多或少与《华商报》副刊有联系。比如以潮汕诗人为例,这支队伍活跃在潮汕、香港一带,主要是用潮汕方言进行创作,薛汕、黄雨、丹木、萧野等人是代表。他们的诗作较为集中,大多注明是潮州方言诗,1947年中华全国文学界协会成立方言文学创作组,他们便是主力之一,《华商报》副刊为他们的方言诗作品提供了发表的园地。又比如广东的符公望,既写粤语诗,也写粤语流行歌曲,在《华商报》副刊就发表有《古怪歌》、《黄肿脚》、《亚聋送殡》、《幡杆灯笼》、《抗议》、《中国第二大堤》、《咪上当》、《矮仔落楼梯》等大量粤语诗,是《华商报》当时全力推出的粤语诗人。另外,符公望还写作了大量粤语歌词,这批粤语歌曲流行甚广。除以上诗人在《华商报》发表诗作之外,三流、黄河流、萧野、白明明、李逢三、司马玉裳等一大批有名或无名的诗作者,都在《华商报》的副刊园地里露过面。当然,编辑华嘉、吕剑等也是知名诗人,推崇这类方言诗歌创作,大量刊发类似语言风格的作品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三、方言入诗与文艺的地方色彩

方言化的诗歌作品,与方言化的小说一样,是《华商报》副刊所推重的。纵观《华商报》副刊,热衷于刊载方言化的诗歌,在《华商报》副刊上有阶段性、渐进式特征。第一阶段《华商报》的《灯塔》不是很明显,自从1946年初《华商报》在香港复刊以来,零散性的方言类作品则断续存在。后来在华嘉任副刊主编期间,方言诗歌像方言文艺一样得到了格外关注。时间上集中于1947年下半年以后,差不多以方言文艺运动为主轴。华嘉后来是这样回忆的:“马凡陀山歌的讨论、关于粗野和通俗的高低之争,后来发展成为方言地区是否需要方言文艺的论争。中国文协港粤分会随后发起了方言文艺运动,出版了《方言文学》周刊和附在几家大报的《方言文艺》周刊,方言歌也流行起来了。所有这些都在《华商报》副刊上得到广泛的反映。”

这是当事人符合事实的回忆,如果要细分之,则可以按年份逐一展开。方言诗歌的内容与时代保持某种同步性,一般是社会敏感、流行而底层市民所关注的话题。在1947年里,《华商报》副刊作品主要是写农民、工人与底层市民较为困苦的生活,有数首关于壮丁、农忙的方言诗。捞唔化的《骑墙派》、白云《农歌》、符公望的《中国第二大堤》、张革的《鬼叫你穷》等方言诗反映的是民生疾苦;高基的《叹壮丁》、黄河流的《榕树上》等方言诗是反映壮丁题材。

1948年则有以下趋势,一是以山歌、民歌的采录与改写为流向,民曼的《客家山歌》三首、老赖的《海丰民歌》、春草的《渔家叹》,或加注解,或标示何地民歌,呈现原生态的民众生活;二是以方言歌曲的写作与演唱为核心,如《这年头》的歌,用浙江土话写成,歌曲《官谣》,用粤语写成,配上曲子,易于传唱;三是关于时政热点问题,江劲的《过年诗》二首、方麦的《长工行》、黄雨的《咒骂》《贫农泪》、白明明的《走!走到了一九四九》、黄河流的《听吓,佢地倾嘅计》、陈皮的《的士工潮》《献金像》、符公望的《买颗子弹打自己》,采取缩脚诗、金钱板、木鱼书方式,反映征丁、征粮等老百姓最关心的家事与国事。譬如以金圆券的滥发为题材的诗,直接源自 1948年下半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一事,当时政府以金圆券收兑民间黄金、白银等硬通货,引起民间怨声一片。方言诗人胡希明写了一首诗《闻道》:“闻道金圆券,无端要救穷,依然公仔纸,难换半分铜。骗子翻新样,湿柴认旧踪,这真天晓得,垂死摆乌龙”。“公仔、湿柴、摆乌龙”等,都是粤语语汇,大量搀杂在诗中,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广大群众的不满和反抗。

1949年期间有以下题材的写作:第一类是杂咏时事的,如华嘉的《杂咏广东集团》六首,白焰的《揭破花旗佬嘅阴谋》,符公望的《咪上当》,田桥的《王老四》,丹木的《看紧坏东西》等,都涉及当时敏感的政治时政话题;第二类是关于工潮、战争主题的,江芷的《穷人叹》,萧野的《一对蚊帐钩》,谷柳的《主人係我地》,卓华的《金光眼遇着磨目石》,羊诸的《下江南》,司马玉裳的《么儿啦,你莫消哭啊!》等颇具代表性;第三类是民歌风诗作的继续,海兵的《今年真正大团圆》,张殊明的《解放军过长江》,李逢三的《红旗插上龙津桥》,都是用当地民歌的格式写出。1949年《华商报》副刊还集中推出作品与理论并重的方言文学专号。比如7月9日的专号上,有关于闽南方言文学的讨论,计有卓华的《答张岱先生》,吴楚的《对闽南方言用字的意见(请教张殊明先生),老赖的《对方言文学专号的意见》,海兵的《渔民十叹》(新咸水歌),其它民歌若干。这一年度整个副刊,共计推出此类专号八期,以整体性的力量呈现方言入诗的创作实绩。方言诗歌作品如此丰富,力作不少,关于方言诗歌理论方面也是可圈可点之处甚多。较有代表性的比如朱自清的《论通俗化》,符公望《消灭广东文腔盲》,沙鸥《方言诗应该有韵》、《方言诗的朗诵》,华嘉的《我对广东方言创作组的意见》,姚理的《方言文学的实质:方言文学问题管见之一》、《防止形式主义的偏向:方言文学问题管见之二》、《“新文艺”与方言文学:方言文学问题管见之三》,石余的《我的浅见:关于方言文艺运动》,王亚平《再跨进一步——关于诗、快板、歌词的写作》,丹木的《写乜个?》,杜埃的《方言文艺的实践》,晓山的《粤曲有没有健康的前途》,石渔火的《谈写诗》,以及诗评类短论如王玫的《读〈沸腾的岁月〉》,姚理的《读〈女工阿兰〉》,公刘的《读黄雨的诗——评〈残夜集〉》,薛汕的《表现了血泪的潮州》,洛黎扬的《谈民歌的鉴定·歌谣体创作——从〈愤怒的谣〉谈起》,群方的《读〈旗下高歌〉》,王辛儿的《读〈鸳鸯子〉》,都可以说是理论性强的论文,或是宏观立论,或是诗作评论,不断建构方言入诗的理论大厦。集中于方言诗歌语言的还有丹木的《潮州方言诗和潮州腔》,BOXAN的《文学与语文问题》,一行的《方言文学的语言》,吴楚的《对闽南方言用字的意见》,黄阳的《“注脚”在方言诗上的用处》等诸文,直接面对方言文字的记录、如何书写等核心问题。

从诗歌体裁、格式到语言,持方言化写作立场的诗人们大胆借用民间资源,采用民歌形式,在语言上也是尽量本土化、母语化,这是《华商报》副刊全程参与并抱团推动华南方言文艺运动的一个侧面,也是报纸副刊汲取“讲话”精神之后着力建构地方文艺性的有力表现。下面不妨举一些例子,看一看当时的具体写法。

太婆睇完大声讲:/“旧时呢个王保长,/迫我交饷催攞粮,/乱拉‘挂红’嘅子孙,/还硬要拆祠堂墙,/而家睇佢变咗乜嘢样,/边个有柴唔想佢一大场?”//有个睇牛亚狗仔,/指住死尸对佢讲:/“而家我地翻身变晒样,/任你旧时眯样凶夹狼,/睇吓有田你耕定我耕,/睇吓有福你享定我享!”——黄河流《榕树上》

“走!走!走到一九四九!/打倒‘蒋光头’。/打倒独裁‘疯狗’,/将个班‘花旗鬼,’/通通赶走,/送晒佢归‘衰神’到/‘亚进处攞豆’”——白明明《走!走到了一九四九》

反动军正衰仔,/冇左江山,/重想做皇帝,/嗨,重想做皇帝。/见左老百姓,/奸淫、抢掠、乜都齐;/指见我地解放军,/佢就缩头缩颈,好似一只大乌龟。/我地嚟嚟嚟,我地嚟嚟嚟,/同宽大政策嘅大锁匙,/大家呀一齐嚟捉乌龟。——符公望《捉乌龟》

以上三首诗,除第一首是节选之外,其它都是完整的方言诗作或歌词。三首诗的主题,都是尖锐地面对黑暗现实进行讽刺,国民党政权的反对本质,无疑是理想的批判对象。这是一个小小的窗口,大体可以反映当时以粤语方言为语言工具的方言诗的面貌。至于“国币不像国币,/大家拿来抹屁”(金帆《国币不像国币》),“官字两个口,/喂来喂去喂唔饱,/不如揾碌木塞住佢,/送佢棺材等佢攞豆”(华嘉《官谣》),“利是仔,鬼咁红,/封完一封又一封。/人地过年我过日,/做左咕哩世世穷”(江劲《利是仔》),“好人没饭吃,/聊鬼背皮带,/这个年头头真呀真古怪”(《这年头》),“银纸仔都冇一张/整个头发长过鬼/话名三餐都唔饱/你叫我呢个病点样抵”(黄河流《听吓,佢地倾嘅计》),“我系精仔一名,/死左老豆出世,/做事决唔上当,/看风将轻来驶”(捞唔化《骑墙派》)……又有哪首不是这样以泥土气息与港粤特色著称呢?港粤方言诗人尽量吸收港粤地区在广大群众中流行的民间文学形式,尽可能运用群众日常生活的口头用语,写出了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方言诗作,受到了普通店员、学徒、工人,小市民和学生们的欢迎,产生了针贬时弊的良好功效。可见在当时的作品刊发中,方言诗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潮,粤语诗是其中的主菜,粤语语汇、句式、音节等都很明显。

“历史不是文本,而文本是对历史的书写”,“没有历史细节,就没有历史学。但细节有重要的关键细节,也有不重要的细节。事无巨细,一览无余地纠缠于细节,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历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著名学者为我们把握历史与文学书写的的区别时,有这样的真知灼见。文学的书写,有倾向地凸现细节,其背后则自然是政治、传媒的牵引。隔了几十年后来重估,有研究者梳理这场方言运动之后认为它后来并没有被重视,成绩也并不理想,其中原因之一便是香港报刊的实际读者主要是知识分子小市民,与华北文艺“面向工农”、“为工农兵”的读者观念有较大距离。不过,如果从当时的宣传、影响来看,其历史细节并不如此,引起的轰动效应不应被低估;同时方言化的诗歌写作在香港、广州为中心的华南文艺圈里,推出了大量佳作,其思想内蕴也是不可重复的。从目前来看,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出版也还没有到位,大量记录港粤人们生活细节的文字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这是特别可惜和遗憾的。

结 语

    “华南方言文学运动是居留在香港的南方文艺工作者受解放区文学的刺激、积极响应‘讲话’精神,为实现文艺大众化而进行的一场自觉的文学语言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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