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报告
发布时间:2021-01-25 15:37:2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志强  点击量:

 

  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呈现三大趋势:一是学科体系构建向着整体化、学理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二是理论研究趋向现实问题解答,在回应时代主题中深化探索;三是研究思路对于基础理论研究的带动作用愈加明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高度重视,成为三大趋势演进的强劲动力,特别是这一思想中所蕴含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点。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也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要注重整体性系统性研究,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各个领域的独创性贡献,要善于将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为深化理论武装提供学理支撑。这一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共识,也反映了理论界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特点。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化建设、“中国之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等议题上,这一基本特点反映得尤其突出。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原创性贡献。学者们一致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学者们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共同体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内在精神既高度一致,又有新内容。由于时代条件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人类共同体不同历史形态特别是第二大形态和第三大形态时,都未曾预料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并存的局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创立,为解决当今全球性“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思想、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美国等西方大国极力推行利己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背景下,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激励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同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重要理念,揭示了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客观规律,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准确把握了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大势,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种种挑战提供了符合各方利益,并且是在无法解决这些挑战的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新方案,体现了主张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求同存异、包容发展的新全球观。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为新时代的学科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依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重要论述,谢伏瞻提出了“中国的发展经济学”。这是一个具有标识性的创新概念,基于中国实践,作了新的理论建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谢伏瞻认为,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中国经济学始终立足当代中国实践,在总结历史经验、回应时代主题、探索未来发展中不断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先后作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提出新发展理念,作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重大战略决策,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并在历史性变革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中国经济的发展固然借鉴并印证了发展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但更重要的是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推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发展经历和特点都不是传统发展经济学所能够解释的。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实现了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全面发展的理念创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将缩小收入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国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实现了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协调发展、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同步增进的理论创新。

  (三)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阐释。“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和确立习近平法治思想之后,与法学界的积极反响一样,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学者们也纷纷进行研究阐释。特别是从“中国之治”的系统性视角出发,进行了解读。高培勇提出,应着力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有机结合的高度来全面和系统地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特征、体系构成、基本内涵和制度意义。要全面系统地揭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特别是要重点加强对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等重要思想和观点的理论研究。以问题为导向,以实践为依托,构建能够充分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理论与实践特征的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朱景文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是从理念出发,不是从任何抽象普适性的“法治模式”出发,而是从历史唯物论、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把法治建设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中思考,这是贯穿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主线。

  (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理论解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集中展示了党的十九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与先期出版的第一卷、第二卷构成一脉相承、有机统一的整体,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因此,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理论解读成为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热点,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主题。靳诺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着眼点和贯穿于全部专题的红线,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持之以恒地推进制度建设。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是新时代的重大历史任务。曲青山提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认识和理解“中国之治”的“思想之门”。何毅亭提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着眼战略全局谋划治党治国治军,统揽“四个伟大”,是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中国方案的扛鼎之作。

新时代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

  2020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理论界认真研究重大而紧迫的时代问题与现实问题,取得了若干重要成果。

  (一)关于资本主义新变化及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总体看,理论界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新变化的宏观思考和微观考察还不够丰富和深入。当代世界,资本新样态出现,资本主义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并将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将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共存,并且在诸多领域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冯颜利认为,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体现为其各种矛盾的激化,传统经济危机正向政治危机转变,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治理失败层出不穷,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性质正在发生质变,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正在到来。与此不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在不断增强,“资强社弱”的传统格局正在扭转,“东升西降”的发展态势明显加速。应该看到,理论界关于资本主义新变化特别是对数字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研究还流于现象描述,需要深度分析和概括。夏莹将“新资本形态”的特征概括为全球资本主义的金融化与高科技的紧密结合以及货币向分布式信用的转变,并呈现为金融资本、平台资本和数据资本等新样态。

  (二)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与特征。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个大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了重大机遇,也必然带来诸多风险和挑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快速上升,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猜忌和戒惧明显加深,加紧对我国实施战略上围堵、发展上牵制、理论上歪曲、形象上丑化,我国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两种制度的根本矛盾将长期存在。深入研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正确认识和用好战略机遇期,给理论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迫切需要做出有说服力的科学解答。徐涌认为,在这场大变局中,单向的全球化格局正在被新的世界竞争体系所替代,中国要以主动变革重新塑造全球化。

  (三)关于“中国道路”的重大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独特的具有鲜明中华文明特征和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道路。吴晓明提出,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在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占有现代文明积极成果的同时,正在卓有成效地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阐释中国道路不能仅仅停留在富强逻辑等层面,而需要上升到文明论的高度,揭示其内在的文明逻辑。中国道路呈现出双重向度的文明逻辑:一是中国道路必须吸收现代资本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以实现从传统农业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二是它必须对现代资本文明持批判性和超越性姿态,开启一条新文明类型的实践道路。新文明类型不是以资本为原则,而是以“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为基本遵循,所以其立足点不是“市民社会”,而是 “人类社会”或 “社会化的人类”,并且其和平主义性质超越了现代资本文明的霸权逻辑。韩震从历史哲学和文化思维中追问中国道路的特殊性,提出西方文化建立在单一的终极性实体之上,而中国深层次文化则建立在关系性存在基础上,并因此赋予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以特殊的历史韧性。上述讨论,对于在西方发展道路之外探索出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具有建构理论模型的意义。

  (四)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意义。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果,深刻理解其历史意义,是准确把握中国发展历史方位的思想前提。王立胜提出,中国现代化所追求的是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现代性”,从小康社会思想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三条主轴: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方向、中华文明基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未来趋向是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追溯小康社会概念,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时提出,中国现代化所要达到的目标不是你们那个样子,而是小康状态。“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现代化”。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党中央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对全面建设(成)小康社会均作出系统部署。吴晓明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三条线索上呈现出新历史方位的转折性意义,而三者交汇形成开启新文明类型的历史可能。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

  2020年,在恩格斯哲学思想、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社会符号论、辩证法主体的前提批判、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等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有新的动向和进展。

  (一)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有学者提出,如果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他自己是个“能手”,那也是极其伟大的一个能手;如果像恩格斯所说,马克思是“第一小提琴手”,他本人是“第二小提琴手”,那也是极其出色的第二小提琴手。在人类思想史的长河中曾经有过很多合作者,但是最终要么分道扬镳,要么产生很大分歧,而像马克思恩格斯这样志同道合,在思想上高度契合,在情感上深厚而真挚,在性格上互补又亲密无间,则是极其罕见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思想史中的文化现象。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深刻揭示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个伟大智者之间的思想交融、至深友谊和亲密无间关系,有着积极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诸多研究恩格斯的成果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编撰的《恩格斯思想年编》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全书从1839年恩格斯在《德意志电讯》的第一篇政论性文章开始,到1895年写给爱林娜·马克思-艾威林的明信片止,摘录了有关的著作、文章、草稿、未完成的手稿、文件、书信、笔记、摘要等,展现了恩格斯的思想形成与发展轨迹,呈现出恩格斯的思想原貌。姜辉提出,要学习和践行恩格斯具有的科学性、创新性和实践性有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观,从中获得宝贵启示和思想滋养,更好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拓宽及基础意义。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可以粗略地归纳为几类: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身的问题,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视野问题;三是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四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问题,以及它同当代的解释学、历史学、政治哲学等学科的交融等问题。2020年,相关基础理论研究得以拓宽,主要体现在基于唯物史观的社会符号论批判。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社会符号论。方军指出,相较于大部分符号学思想家对语言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商品、货币、资本以及政治的、法律的、意识形态等社会符号的颠倒与否定性质的批判性考察,特别是其中蕴含的方法论,有着更为丰富、深刻和鲜活的内容。通过马克思对商品、货币、资本等社会符号的深刻分析,可以看出,社会符号之所以是头足倒置的、颠倒的、否定的,社会符号中能指对所指的否定、能指与意指之间的否定之所以是普遍的,从根源上说,在于实践的基本矛盾运动及由此规定的实践的辩证本质。实践的辩证本质——以否定性为媒介的关系——具有不同的质,从而社会符号也就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历史规定性。基于唯物史观的对社会符号的批判性考察,既非用“观念论的历史叙述”代替“现实的历史叙述”的所谓文化史观,也不是感伤主义的道德谴责,更不是形而上学地将之看作自然的、永恒的、僵硬的、消极的、孤立的东西,而是着眼于从人们实在的活动出发,科学地揭示这种颠倒与否定性所赖以产生、发展乃至消除的客观历史条件,因而这种批判是唯物的、历史的、辩证的、实践的。质言之,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社会符号论的批判向度是基于实践的,价值评判标准是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发展的内在统一;是基于现实、指向未来的,因而是具有革命性同时又具有建设性的批判,这种批判力度是一切唯心史观所不具备的。

  政治哲学研究的唯物史观基础。近年来,随着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学术上的持续展开和专题化,随着某些当代政治哲学议题的介入和影响,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热情高涨起来,并初步产生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研究方案与成果。在吴晓明看来,由于现代性意识形态及其主导的知识样式所形成的强势遮蔽,唯物史观在政治哲学中的运用往往遭到严重阻碍,并因而使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诸多要义陷入重重晦暗之中。如果我们在相关的讨论中看不到公平正义等观念、范畴是如何从特定的社会现实中产生出来,并且如何随着社会现实的改变而改变着自己的全部内容,那么,在这里出现的就根本不是什么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而是意识形态的神话学。对于马克思来说,政治哲学的真正议题根本不是由永恒的观念来设置的,相反,它们是由社会—历史的现实来推动的,而这一现实又将其本身的内容反映在法律的或道德的观念形态中,从而使各种“正义”议题由之而设置起来。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

  (三)辩证法主体的前提性考察。对辩证法的研究长期集中在方法论意义上。受观念论哲学传统以及公式化的影响,辩证法曾被降为一种无意义的概念旋转。对于辩证法主体进行前提性考察的意义,要远大于在方法论意义上的具体展开。贺来提出,辩证法从黑格尔开始就不是一种外在的形式方法,而是一种辩证的本体论。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点使“现实世界”具有了真正辩证的本性,人的实践及作为其成果的“现实世界”才是辩证法真正的运动主体。以上对辩证法主体的反思,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的哲学性质问题也是2020年的研究热点。孔明安认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并非如传统所理解的那样是对自然客观规律及其辩证法的总结,其核心思想是对人、社会和自然之间复杂关系的论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是对马克思有关生产力理论的补充和发展。张云龙提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自然是被纳入人类社会生产实践领域的对象性自然,而非抽象和孤立的自然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逻辑一致性。总体看,辩证法问题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推进。

  (四)关于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中源头问题的争论。王南湜、吴晓明、王时中等学者各自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们或者倾向于唯物史观回溯至黑格尔,在康德那里不存在实体或现实生活的考量。或者关联到康德,认为马克思一方面超越了黑格尔的无限主体,另一方面则借助黑格尔之能动性辩证法重构了康德哲学的有限作用,从而实现了对康德哲学的角色统一,解决了有效地改造世界何以可能的问题。也有学者进行了更纵深的思想史爬梳。张一兵认为,马克思在思想上最初先后受到基督教文化、浪漫主义文学、康德—费希特式的理想主义法哲学、黑格尔哲学体系、青年黑格尔派等多重影响。这场讨论涉及原理产生的根源问题,同样意义重大。

  (五)基础理论研究怎样面向新时代。对待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有一个科学的态度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因此,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最重要的是坚持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只有如此,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目前,基础理论研究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推进,但还应注意几个问题:一是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学术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二是要坚持问题导向;三是要提升原创能力和水平。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和原创性。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要避免“言必称希腊”,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避免学术研究的“碎片化”,因为零敲碎打的研究难以回答新时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避免将学术化仅仅理解为围绕文献资料打转的“书斋化”研究。我们的基础理论研究要从新时代这个大背景出发,进一步提出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响应时代主题,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反思与展望

  回看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理论,推进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原创性贡献的系统化、整体化和学理化研究;立足于新时代的历史现实,对时代之问作出了理论回应;立足于新时代中国实践,赋予唯物史观等基础理论研究新的内涵。但应该看到,我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大国,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引领学科发展方向、创新学术发展内涵等方面,与我国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相比,与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国际地位相比,目前我们的研究还有不小的差距,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滞后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发展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明显的例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写入党章和宪法,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的著作已经翻译成几十种语言,产生了广泛的世界性影响,但我国理论界尚未出现研究阐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并被国际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公认的学术经典,不少成果在读者那里的反映是:“远不如读总书记自己的著作精彩、解渴。”不少理论成果关于一脉相承的梳理较多、关于与时俱进的理论化创新阐释较少,有些研究存在简单化、标签化倾向,这体现了对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对党的创新理论进行学理化研究阐释能力的不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我们相信,在伟大时代的激发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定会出现更多具有思想穿透力的原创性成果。

  (执笔:王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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