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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学诚:古籍整理与文献语言学

日期:2022-08-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字号:【     浏览量: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使源源不断的出土文献和数千年绵延不绝的古代文献“活起来”,因为这些汗牛充栋的文献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主要、最全面、最系统的载体。古籍整理是让古代文献“活起来”的基本方式,而古籍整理的水平与质量,需要很多专业条件来保障,其中最基本的则是文献语言学。文献语言学既是中国古老的学问,也是一门新兴科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文献语言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之学、传承之学,也是古籍整理的根柢之学。大力发展、建设文献语言学,是古籍整理事业不断发展的学科保障。建设并发展文献语言学意义重大,值得大力支持。

古籍整理:成就与问题

  我国现存古文献包括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主要指甲骨文、金文、战国盟书、玺印、简牍、帛书、敦煌文献等。这些考古发掘而获得的文献,时代确定,没有经过后人改动,十分珍贵。根据《中国古籍总目》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统计,我国现存古籍有20万种,总字量约200亿字以上。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古籍整理方面完成了不少大型工程。1958年开始,全国上百位文史专家先后汇聚北京,历经20年时间,完成了4700多万字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出版工作。此后,近亿字的《中华大藏经》、超2亿字的《中华大藏经续编》、近2亿字的《道藏》、收入4万多片甲骨的《甲骨文合集》,以及《中国古籍总目》《续修四库全书》《古逸丛书三编》、“七全一海”等,无不是体量庞大、规模宏富的巨制,充分显示出新中国古籍整理和出版业的气概与实力。其中,《续修四库全书》是新中国编纂规模最大的一套古籍丛书,收书达5213种。

  目前,我国古籍整理的学术力量主要来自高校培养,古籍整理与古籍保护从业人员分布在高校、出版社、图书馆等单位,而从古籍出版力量方面看则专兼结合。古籍整理与古籍出版需要着力解决以下主要问题。

  第一,形成合理学科体系。古籍整理的下游是古籍图书出版、古籍数字化等,而古籍整理的上游则是人才培养。古籍整理人才培养涉及很多学科,其中最关键的基础学科是文献语言学,主体学科是古典文献学,关涉学科则是中国史及其各专门史学科。目前,只在“文献学”专业培养古籍整理人才,这种历史形成的格局已不能很好满足古籍整理的实际需要。

  第二,提升古籍整理、出版力量的有效供给。如果按照每年完成学术性古籍整理图书出版800种计算,单是没有经过任何形式整理的16万种古籍(不包括出土文献)的整理,不谈重复整理,就需要200年。即使从16万种古籍图书中优选出三分之一优先整理出版,也需要70年左右,何况还有不断产生的出土文献。显然,这样的进度与出土文献、传世文献“活起来”的要求是极不相称的。所以,古籍整理、古籍出版力量都亟待增强,迫切需要增加人才的有效供给。

  第三,改进规划方式与思路。制定古籍整理图书出版规划,这个制度能够保证古籍整理出版的有序和质量。现在制定规划的基本方式是,由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导,依托各地古籍出版机构,邀集各方专家研讨,在分地区召集会议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草案,再进一步征求专家意见,最后形成规划。基于这一方式,列入规划的古籍整理图书容易缺乏学科整体意识,从而不能从全国范围内把古籍整理出版图书纳入学科需求的科学轨道,导致重复出版,浪费出版资源。对此,可按照学科大类召集专家提出古籍整理图书规划意见,作为现有规划制定方式的补充。

  第四,加大古籍“活起来”的幅度和速度。按照现代古籍整理规范并运用文献语言学知识进行深加工的古籍出版物不是很多,经典、大型的古籍图书多为影印出版。而符合现代科学研究和人民群众阅读需要的现代整理本,则需要具备文献语言学专门知识的各科专家投入精力,进行精细整理,这才是古籍“活起来”的有效形式。

文献语言学是古籍整理的根柢之学

  无论是出土文献,还是传世文献,都是特定时代的文化产物。这些文献用特定时代的文字书写出特定时期的语言,真实保存着一代代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研究发掘这些宝藏。首先必须读懂它们,这就需要研究历朝历代的语言和文字。这种基于古代文献来研究语言文字的学问,就是文献语言学。

  出土文献,特别是先秦两汉的出土文献,文字形体丰富多彩,构形歧异、构意古奥,只有经过文献语言学专家特别是古文字专家的辨认和考释,才能认识并读懂这些用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书写的文献。出土文献中一个个难题的不断破解,正是一代代文献语言学专家和古文字专家不懈努力的结果。如同出土文献、古文字需要专家去做专门的研究一样,更为大量的传世文献(即历代古籍),同样需要文献语言学学科的专家付出不懈努力。

  以汉语里最简单的“一”为例,作为汉字,自然不需要考释,即使在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书写的文献里也能一眼认出,但这不等于说古文献里的“一”就真的人人都懂。其实,如果不经过文献语言学家的努力阐释,古书中很多的“一”还真不能准确了解其意义。陆机《叹逝赋》:“顾旧要于遗存,得十一于千百。”这句话中的“十一”如果当作“11”来理解就大错特错了。这篇赋是陆机感慨于“懿亲戚属,亡多存寡;昵交密友,亦不半在”而撰写,这句的意思是:回头看看还活着的至亲老友,已经在千百人中十不存一了。所以,这句话中的“十一”指的是“十分之一”。很多时候,“一”在古文献中的意义已完全看不出与数字有什么关系,这种发现也是来自文献语言学家。《晏子春秋·问上十八》:“古者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这句话是谈治国理政问题的,其中的“一”并不表示数字。“明王修道,一民同俗”的意思是:圣明的君主整饬王道,要使老百姓齐心、让风俗相同。可见,其中的“一”与“同”的意义很相近,当动词使用,是使动用法。

  再看《论语》这部书中的“道”字。道路,是“道”的本义,如“任重而道远”;但“不以其道得之”之“道”是指途径、方法;“虽小道,必有可观焉”之“道”则是指技术、技艺;“朝闻道,夕死可矣”之“道”指的是道理、规律;“吾道一以贯之”之“道”则指的是思想、学说、主张;“夫子自道”之“道”的意思是述说;“君子道者三”之“道”的意思是循行;“道千乘之国”之“道”的意思是治理;“天下有道”之“道”的意思则是指好的政治局面;“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之“道”指的是合理的行为;“就有道而正焉”之“道”则是指道德……一部古书中的一个字词,就有这么丰富复杂的意义,如果不能一一考辨清楚,自然就无法准确理解原文的意思。

  貌似简单的“一”和“道”,已如此不简单,何况古文献中还存在着大量的生僻字词和复杂词义、语义。对此类字词的正确解读,则要依赖文献语言学。文献语言学在中华典籍阐释与传承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古籍整理的根柢之学。

文献语言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古代语言,包括记载它们的甲骨文以及各种古文字,是中华文明的活化石,也是中华文化得以传承与发扬的历史瑰宝。重视语言文字研究,把语言文字置于崇高地位,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就已知道语言文字是发展的,任何新时代的来临都“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汉代人就认识到前人能够“垂后”、后人可以“识古”的文字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围绕经典阐释,聚焦于文字分析、训诂考据、语音研究的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绵延不断2000多年,成果丰硕无比。

  100年前,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走上了西方语言学主导下前进的道路,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特别是语法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对中国语言文字包括汉语言文字内在规律的探索和理论体系的建构一直存在无解的难题。西学可鉴,但毕竟存在其局限性。对于中国古籍中的文献问题和语言文字的释读、阐释问题,它们终究无能为力。实践证明,将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纳入西方语言学的分析体系之中,终究是方枘圆凿、治丝益棼。即使是语法研究,一味“仪刑西方”也是没有出路的。

  语言学家们早已洞察到这一点。王力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并“论证了依附西方语法来建立汉语语法体系是流弊甚多而走不通的绝路”;罗常培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也曾指出,《马氏文通》“以后的五十年来,还不免停滞在‘拉丁文法汉证’或‘拉丁文法今证’的阶段”。并且,我国一代代学者默默耕耘,潜心古学,不断探索立足于中国实际而又能吸收融合西学精华的学科之路。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陆宗达先生和他的弟子王宁先生,吸收黄季刚先生的思想精华,提出了“文献语言学”。这一重要主张在近年来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开始得到推阐并发扬光大。

  刘君惠先生曾告诫门生:民族文化根本的载体是民族语言、民族文字、民族历史;语言文字是民族特征的本质要素,语言文字之学具有特殊的民族风格、特殊的研究方法和特殊的历史发展道路。继承传统,融合现代,结合古代文献实际而提出的文献语言学,正是这样一种具有中国特质的学科,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之学、传承之学,也是古籍整理的根柢之学。西方语言学在中国的百年实践之所以一直水土不服,根本原因在于其无法适应中国语言文字深厚的人文性特点。文献语言学提倡借鉴、吸收、消化世界上一切先进的语言学理论与方法,其根柢始终在于立足本土、专注文献、重视人文;理念上特别强调发扬中国古代重综合的传统,尤其重视借助多学科的支撑对材料做精微的科学分析,正确理解材料中的语言事实,继而探索规律。这是文献语言学鲜明的中国特色。

大力建设与发展文献语言学

  无论是通用文献学专业,还是专门史文献专业,共同的基础学科就是文献语言学。除了单纯影印,其他形式的现代古籍整理都离不开对文献语言文字的科学解读。因此,需要在现行学科体系中明确文献语言学的学科地位,并将其纳入古籍整理人才培养体系之中。

  文献语言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在西化倾向深刻影响下的现行学科分类体系中,无论是国标学科分类体系,还是学位授予学科分类体系,都没有文献语言学的位置,这个古老而有中国特色的学科被消解在“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学科之中。这从根本上制约了文献语言学的理论建构和科学应用,也从根本上阻碍了其发展。在人才培养上,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2020年1月13日,《教育部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印发,决定自2020年起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其中同古籍整理、中华优秀文化传承与发展密切相关的是“古文字”强基班。目前招生的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类(古文字学方向),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的汉语言文学类(古文字学方向),中央民族大学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类(古文字学方向)等。

  古文字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涉及语言文字学、考古学、古文献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它以古文字和各种古文字资料为研究对象,对探索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古文字资料的发掘、整理和保护工作,需要依靠现代考古学;古文字的辨识和解读,需要立足于对先秦语言文字发展历史和规律的整体认识,也就是古汉语知识和文字学基础;古文字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涉及古代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古文字资料与传世文献的结合,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和前景。但是,这一名称毕竟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比如,在文字形态上限于古文字,而习惯上主要指隶变之前的文字,所以在文献主体资料上就必然限定在出土文献,浩如烟海的传世文献反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需要合理整合,适度扩大包括古文字在内的内涵和外延,从而使之能够包含我国的所有古文献,这样既能实现人才培养的宽口径,又能为硕博研究生培养提供厚重而足够的人才基础。如果将古文字学扩展为文献语言学,这样既能解决古文字学口径太窄的不足,又能整合古典文献学,进而满足高校、科研院所、出版社、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各种古籍数字化公司等在古籍整理事业中对有关人才的需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方言学文献集成”(16ZDA2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文献语言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