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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成勇:从分到合的深度历史:碑刻所见思州土司辖区国家化进程新探

日期:2022-06-14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字号:【     浏览量:

编者按:本文刊载于《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云贵高原东部明清时期碑刻文献调查与研究”(17XMZ042)阶段性成果。作者叶成勇,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历史学教授,贵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多民族文化繁荣发展高端智库研究员。文章认为元代思州田氏土司地区,在多元一体王朝国家的治理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本文对发现于贵州德江和石阡的两件元代思州土司铭刻内容作了细致的考证,分析了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着力探讨了其隐含的元代末期思州田氏土司走向分裂的历史细节。田氏的分裂固然是田氏家族内部两大房族发展不平衡所致,但从根本上讲,则是深刻地受制于元明之际王朝国家转变的大环境。田氏土司二房田茂安的政治分裂活动不利于家族的整体利益,但客观上又推动了中央王朝对思州地区的统一,进而增强了对西南地区统一的基础。田氏的分裂是作为过渡地带的思州地区逐渐融入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一种独特形式,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一段插曲。

 

近二十来年我国学界对元明清时期土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司制度运行与王朝国家边疆治理、土司家族史建构、宗教信仰体系与土司社会国家认同等方面。这些成果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历史的认识。①但在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自信的新时代,以往关于土司的研究已显出明显的滞后性。对此,有学者明确表达了一个基本观点∶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实行的土司制度以及各地土司、土司地区各族民众共同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历史过程。为解释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土司制度与国家边疆治理研究需要在内容、理论、方法上有所突破与创新。②笔者也认为,我们必须从更长远的历史脉络中,去揭示国家体制下土司群体的历史能动作用与国家化进程的内在一致性。

宋元时期是中国西南地区完全国家化的重要转型时期。就整个宋代而言,北临大敌,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全面南移。随着战略空间的转移,两宋对长江上游和云贵地区的经营越来越重视。特别是南宋时期,对战马的长期大量需求和抗击蒙古从西南入侵的军事活动,使今贵州之地的战略地位迅速上升。思州田氏、播州杨氏、蛮州宋氏、罗氏鬼国、金竹平伐等土著大姓势力就是在宋朝的扶持下迅速崛起的。元代这些大姓势力纷纷转化为土司,朝廷不得不倚重各土司以实现对地方的管辖。按照这样的趋势,土司必然会继续坐大,潜藏着走向分裂的危机。但是,就在元代,控制今黔东北和黔东南大部分地区的田氏土司家族内部,却不断走向自我分裂状态。元末群雄割据,思州田氏两房在地方割据政权的牵引下也"各自为政",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前夕,趁势同时承认田氏两房的分治,设置思南和思州两个宣慰司,以强化对西南通道的控制。至永乐时期,思南、思州田氏之间更是从分裂走向对抗,危及到明王朝在西南的稳定。明成祖果断平息田氏内乱,废除思南、思州田氏土司,改土归流,设置贵州行省,极大地强化了对西南的控制。

过去学界多是局限于从改土归流的角度来分析此过程及其对贵州建省的影响此不赘述③对笔者本文研究具有启发性的是罗康智的研究他特别就思州土司分治始末的文献记载错乱作了详细评述分析了在元末割据战乱背景下田氏土司依违于各反元地方势力以谋取自身安全田氏分裂的关键人物田茂安依托镇远之地和原思州故地投靠明玉珍朱元璋则是最终确认田氏分裂的关键人物传世文献关于思州田氏分治记载的缺失与混乱根源于朝代更迭之际官方无法顾及边疆土司笔者注意到田氏的分裂与明初西南国家化进程加速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性这是以往研究尚未触及的而揭示两者之间的深层逻辑关系将成为本文着力解决的问题其实从长时段来看明时期正是通过思州和播州这两个支撑点着力于深化这两个区域的国家化进程来实现对整个西南地区的经营较播州而言思州在宋明时期西南大一统进程中更是具有四两拨千斤的重大历史意义田氏的分裂必须纳入这个大一统进程来考察其独特的历史作用才能被认识本文将从此方面进行深入的思考

文献中关于宋元时期思州田氏活动的记载并不多除了南宋早期的田祐恭墓志铭目前最值得注意的是两件元代的铭刻材料它们对本文上述问题的探讨颇具价值一件是德江县城关镇田惟城墓葬出土的买地券文最早载于贵州省博物馆编的贵州省墓志选集》,又载于1994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德江县志》,二者所载券文文字出入较大另一件是石阡县白龙乡田氏摩崖石刻载于1992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石阡县志》。现先对这两个材料作一番考释再结合史事探讨思州田氏土司走向分裂的细节最后着重分析田氏分裂对元明时期西南地区的国家化进程的意义

德江县田惟城墓券文释读

田惟城墓券文过去都称为墓志铭不确据《德江县志介绍券文为土砂石制成32厘米,宽24.5厘米3厘米1952年城关农民郑伯俞等兴修水利在罗家寨掘开的一座古石板墓中发现1件四足铜盆径约45厘米高约30厘米40余斤(铜盆已卖给收购部门)。盆内盛汞少许,券文置立其中四周扣以小陶碗券文已被郑氏敲断一角1980年收存于县文管所⑥而贵州省墓志选集则说铭文为砖刻楷书并刻有星象方位图但据所附录的拓片(见图1),所谓星象方位图应是河图象数圆圈表示数字方框外上(前)为二七”,(后)为一六”,左为三八”,右为四九”,圆居中内为五五”,并左右竖书元亨利贞四个字其方框内与圆外有文曰:“思州公字局故龙卫宣慰使田惟城元命癸酉(1273年)生人享年二十三岁于乙未年(1295年)七月二十日薨逝卜此丁山安葬祈后昆绵远世禄炽昌者急急一如太上诏书律令丁酉大德元年(1297年)七月吉日诰下1(P.12)这构成券文的主体相较之下该券文比德江县志记录准确得多以下考释以此拓片为准。从形制上看目前周边考古发现与之接近的是在贵州遵义出土的几通墓券文即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播州杨文及其夫人田清慧买地券文两券文皆青石质呈长方形分别出土于墓室内土质腰坑中特别是田清慧墓券保存完整其长31242厘米,两券文与田惟城墓券文不仅尺寸很接近在文字表述上也十分接近(图23)。2(P.143-144)另外一通是元代延祐戊午年(1318年)的杨氏家族成员杨忠勇夫妇合葬石室墓中的石质墓券(图4)。2(P.313)比较以上券文可知田惟城墓券文中的思州公字局称谓颇不通田清慧买地券文开头是皇宋播州公宇居夫人”,杨忠勇墓券开头是大元播州在城居”。经对照可知其完整的称谓应为大元思州公宇居”,省掉大元皇元的朝代称谓当是有意为之字局当为宇居”,券文书写者因字形近而误这说明制作者的草率所谓宇居在城居”,皆是居住之意另外其墓券置立于盛有少许汞的铜盆内四周扣以小陶碗这种形式与杨文墓墓券置于墓内土质腰坑的情况相似元末播州杨嘉贞墓腰坑内还出现放置铜锣铜锣内置四神”。2(P.107)以此推测田惟城墓室已被严重破坏仅存墓底的土质腰坑部分

券文为砖刻也符合当时的同类墓券规格。江西高安县汉家山元墓出土至元十九年(1282年)买地陶券质地为泥质灰陶板较坚硬33、宽26厘米板面微凸竖刻阴文十二行行字不等行间有格3(P.539-540)田氏墓葬中出土的砖刻券文与高安元墓中的这种陶板规制基本一致估计应是当时陶窑商家统一烧制作为专供民间刻写买地券文的丧葬用器如若是石券虽与播州宋元时期情况一致但与内地考古出土物规制又有所不符如江西临川县宋墓中出土南宋庆元四年(1198年)临川县朱济南买地石券石券高58、宽404厘米4(P.332-333)

急急一如太上诏书律令意为按照太上律令执行王国维对此类语句有详细考释:“律令者,《史记酷吏传云:‘前王所是者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汉书·朱博传云:‘三尺律令是也’汉时行下诏书或曰如诏书或曰如律令苟一事为律令所未具而以诏书定之者则曰如诏书……苟为律令所已定而但以诏书督促之者则曰如律令……如者谓如诏令行事也如律令一语不独诏书凡上告下之文皆得用之……其后民间契约道家符咒亦皆用之5(P.845-846)据史记·儒林列传南朝宋人裴駰集解汉书音义》云:“道家以儒法为急比之于律令6(P.3123)汉书同一传中颜师古注引东汉服虔曰:“道家以儒法为急比之于律令也7(P.3613)民间契约末尾有此语者目前最早见于扬州甘泉山汉墓中出土的东汉熹平五年(176年)买地砖券其文末尾有正如律令一语自东汉以来买地券中末尾多有类似的语句如律令”“急急如律令”“如天帝律令”“如女青律令”,表达同样的意义券文中出现这类语句最初是表明民间社会土地买卖关系已得到国家机构确认不存在争议只是随着道教的民间化发展这种现实中的土地买卖关系和官方确认行为转变为道教神灵监督下的人神交往关系田惟城券文铭急急一如太上诏书律令”,很明显已经变成了道教符咒之语太上”,即道教中的至高神太上老君既有诏书又有律令累叠以加重语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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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田惟城墓及其券文剖析田氏分裂的历史细节

通过深入探究田惟城墓及其出土的券文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所蕴含的田氏走向分裂的细微之处总的看法是田惟城墓建造很粗陋属于二次迁葬现象券文中关于其职官有明显的虚假杜撰成分迁葬和杜撰职官是其子田茂安后来谋求独立于长房有意为之

首先券文中提到田惟城为宣慰使这一事实”,与传世文献明显抵牾是田茂安为了独立于长房而虚构的政治合法性说辞黔南田氏宗谱(以下简称宗谱)记载田惟城乃思州田氏二十二世字保邦至元十二年(1275年)授古州八万军民总管成宗大德间(1297~1307年)加龙虎卫上将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佩三珠虎符,赐名喇哈不花三十一岁早卒赠怀仁秉义功臣晋阶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封忠国宣公其父田谨贤(一作田景贤)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奉诏朝参”,元以其地置思州安抚司授以思州安抚使贤之长子曰田惟墉承袭父职而田惟城乃田谨贤之次子券文中的龙卫”,宗谱所指的龙虎卫上将军但此职乃田惟城死后成宗大德间加封非其原有之职券文中出现宣慰使一职,《宗谱未提及此职与传世文献也不相符元史记载:“至元十八年(1281年)闰八月丁巳改思州宣抚司为宣慰司兼管内安抚使8(P.233)“二十一年(1284年)闰五月己卯改思播二州隶顺元路宣抚司8(P.267)而新元史·地理志六》则明确说:“至元二十一年省宣慰司以思播二州隶顺元路宣慰司后复置9(P.263)复置的时间传世文献无确载新元史·杨汉英传》,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播南庐崩蛮内侵杨汉英与思州宣慰使田茂忠讨之9(P.863)(《元史本传有载唯不记时间)那么宣慰司复置的时间不会晚于1318年看来至元年间(十八年至二十一年)思州宣慰司仅存在四年时间当是授给长子田惟墉,与次子田惟城无关而思州宣慰司的复置又在田惟城死后也与之无关会不会是复置时间应早至落款时间大德元年呢?甚至会早至田惟城在世时而传世文献缺载呢?据元史·仁宗本纪》,至大四年(1311年)二月思州军民宣抚司招谕官唐铨以洞蛮杨正思等五人来朝赐金帛有差8(P.539)可见1311年思州仍为宣抚司建置因此思州宣慰司复置时间不可能早至大德元年(1297年),更不会早至田惟城在世时至于复置后的思州宣慰司宣慰使之职则不完全属于长房如前述田茂忠即为思州宣慰使其为二房田惟城之子则是因为其平乱有功而升职为宣慰使。《明史·贵州土司》所载的二房后裔田仁智向朱元璋归顺时并纳元所授宣慰诰10(P.8176),《明实录·太祖实录也说欲并纳元所授宣慰使告身11(P.1),即可为证这表明思州复置宣慰司确当是二房的功劳但是泰定帝四年(1327年)十一月庚午又以思州土官田仁(疑为田仁厚之误)为思州宣慰使则长房也获此职这其中就隐含着田氏长次两房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斗争一种可能是长房二房之间势力消长轮流掌控思州之地;也或者是朝廷相关官员从中拨弄为田氏两房之间产生分裂埋下伏笔但又不愿意打破长房承袭的惯例以免引起土司内部混乱不易于控制

关键是田惟城在世之时朝廷却无思州宣慰司一职之设券文中为什么会出现宣慰使这个官职?笔者认为这与田茂安不服长房管辖向明玉珍献地并授思南宣慰使密切相关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镇远州知州田茂安降于伪夏明玉珍置思南道都元帅府于思南12(P.26)宗谱对此有详细记载:“时明玉珍改元天统三年(1364年)三月茂安将地割献降西台银印以长子仁政为龙泉坪宣慰使司明玉珍所授予的这个宣慰司对于田氏长房是极大的挑战从此田氏公开分裂为二宣慰司但是明玉珍很快去世其子不久也被朱元璋所覆灭田茂安之子田仁智又很快转附于朱元璋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15和明史·贵州土司传》,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六月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其都事杨琛来归并纳元所授宣慰使告身据前文的分析元代田氏二房之田茂忠曾因战功使朝廷复置思州宣慰司其本人在1318-1327年间任思州宣慰使所谓纳元所授宣慰使告身”,应该是授给田茂忠的后来都统归于田茂安之手于史实是能够说得过去的,《宗谱中也有明确的记载田茂安之子田仁智纳元所授宣慰使告身于朱元璋而非明玉珍所授之宣慰使告身一方面是在掩盖田氏曾经归附明玉珍的事实另一方面也是对明玉珍政权的不予以承认朱元璋为了获得西南土司的支持也默认了这一点朱元璋还以其率先来归仍授思南道宣慰使以三品银印授之仅一个月后思州长房田仁厚亦随之归附明朝遂改思州为思南镇西等处宣慰使司以仁厚为宣慰使从此田氏二房正式取得独立的政治特权世袭宣慰使一职而且其实际地位甚至高于长房田仁厚

其次墓葬规格小与田惟城的身份不相符,而这种不符是一种人为的掩盖这座墓为石板墓墓室大小未知估计不会很大否则定会引起有关部门的特别注意最近遵义地区也发现了类似墓葬和券文贵阳晚报2011年7月30日报道:7月25日在遵义市高坪镇双狮村一建设工地上发现两座元代夫妇合葬的石板墓在两墓室的一侧内壁上各发现一块大小一致的红砂石刻字石牌从报道的图片上看文字有大元播州高平”“元亨利贞”“女青诏书盟文律令”,以及一些酷似道教符号的圆和线(实为河图象数),明显可见为墓券保存完好的券石上有墓主姓氏性别记载并有至元二十二年等记载通过对右侧女墓室残存部分测量得知该墓长约2.6米宽约1.2米未被扰动前保存相对完好其右侧石壁上设有一个简易的小龛台其中一通镇墓券,立在龛台上下面还有一个小石座至于随葬品情况则未见报道通过比较田惟城墓与上述石板墓结构墓券都很接近且两者时间前后相差仅12年田惟城墓随葬品除了券文外只发现1件重40余斤的四足铜盆和小陶碗可见这种墓葬应是当时中下层社会流行的墓葬形式

同与之时代接近的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相比,田惟城墓与之则有天壤之别20世纪50年代以来杨氏土司墓葬已经有了很多发现一般都是经过长时间规划建造的大型的夫妇合葬石室墓面积在40-70平方米之间由墓门墓室(前后室或左右室)、天井棺床等组成石室内部四壁多有精美石雕刻花纹如南宋的杨粲墓杨文墓明朝早期的杨昇墓杨纲墓等这些墓虽被多次盗掘仍出土丰富的随葬品如钱币瓷器铜镜铜鼓金饰件陶俑长篇墓志铭等就以元延祐戊午年(1318年)的杨氏家族成员杨忠勇夫妇合葬石室墓为例其位于遵义市高坪镇珍珠山黄秧嘴西距杨文墓约200米墓室内素面无纹饰有侧壁龛,顶有藻井也出土有券文2(P.313)这座墓墓主还只是土司家族成员规模和随葬品自然不如土司墓葬田惟城虽不是土司职务承袭者但也是身居高位享有很大特权的田氏土司家族中的贵族成员之一其墓葬规格不应与杨氏墓葬相去甚远至少也当与这座小型石墓相当从以上考古学角度分析田惟城的这座石板墓应是短时间内临时建造很草率随葬品也十分贫乏说明这座墓不是他的真正的墓葬很可能是迁葬墓这里又引申出一个问题即田惟城的真正墓葬到底在哪里?我认为当在镇远境内宗谱记载田氏有九世祖田佐禹十世祖田凤翔十二世祖田正允十六世祖田祖衡十九世祖田兴隆二十世祖田应丙均葬于镇远岐山之地其中田应丙墓即在今镇远县蕉溪龙八溪13(P.33)可见自北宋以来有多位田氏祖先葬于镇远这一带元至元十二年(1275)田惟城为古州八万军民总管十七年(1280)又以镇远府总管之职还旧治镇远14(P.17)其活动中心自然也在镇远一带死后葬在前代祖莹附近也符合考古所发现的当时葬俗那么田氏又为何要迁葬呢?请看下文

第三田茂安迁葬其父田惟城墓有出于避免长房破坏的考虑田惟城墓券文落款时间为丁酉大德元年距其去世已两年这是当时择吉下葬的一种习俗所致我们推测在德江出现田惟城墓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田茂安在偷偷献地求荣封前后把其父的墓葬从镇远迁徙至龙泉坪亲辖地内以免长房的破坏而且建造得很简略以作掩盖又特附会上宣慰使一职落款在其死后第三年的大德元年以虚张声势以假当真欺骗世人和后人从而为自己的做法找到某种合法性。第二种可能是田惟城墓葬原先就在龙泉坪被田仁厚挖掘后田仁智重建的。《宗谱中恰好就记载有至正二十五年七月也就是次房田仁智归附朱元璋后长房田仁厚统兵攻破龙泉坪并挖掘祖莹这个祖莹当是宗谱中所说的务川归义乡西山之原(今德江县龙泉乡附近)。田惟城死后很可能就葬在这里田仁厚挖掘的目标就是田惟城墓如果是重建当会比较隆重而规模很大也当有丰富的随葬品墓志铭和详细的券文等而实际发现的情况与此刚好相反故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当然还有一种可能:田惟城夭寿享年仅二十三岁原葬于今镇远境内宣慰使之职当是后来其子田茂安获得思南宣慰使一职后明玉珍追赠的田茂安在祖茔之地务川归义乡西山之原补刻券文并迁葬衣冠冢于此地

第四与国内其他地区发现的宋元时代的券文相比田氏墓券文显得鄙陋简略背后隐藏着田茂安的政治投机心理这个原因一方面是实在没有多少内容可以写二是欲盖弥彰干脆就鄙陋随意一些以免时人与后人看出破绽宋元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买地券文的格式很固定先是介绍死者身份居住地生卒年月然后卜葬于何地,并说明花钱多少买多大的土地再是祝愿语其后才是急急一如太上诏书律令之类的话最后一般都有时间落款15(P.606-624)比较田氏墓葬出土的刻文除了没有说明花钱多少买多大的土地其余部分皆具备那么既是券文又为何未见墓主的详细居住地址及其所买地四至范围之类的语句呢?原来田氏是世袭土司其势力所及之地就是他的管辖范围连皇帝都没法直接管涉土司辖地内也无内地的地方行政机构设置故对土司而言,没有内地的行政属地观念故不必有居住地的表述更无再买地之说尤其是居然省掉大元皇元的朝代称谓没有朝廷的观念这绝非粗心大意所致而是有意为之结合前文分析是田茂安在迁葬田惟城墓时为了迎合明玉珍而有意回避了元朝政权的存在但又没有直接使用明玉珍的年号这生动地反映了田茂安的政治投机心理当然相对于内地的墓葬买地券文其文字确实比较简陋格式也不完整这当与整个田氏土司地区接受内地丧葬文化的程度不深也有关系上述情况在前文所提及播州出土的宋元时期杨氏土司买地券文中也有同样的反映而且南宋至明中期田氏与杨氏长期联姻关系十分密切2(P.39-40)文化上也比较接近墓券上的这种表达应是思州和播州宋元时期的土司权力扩张在观念上的自然流露

总之德江田惟城墓及其券文当是田茂安为献地而精心策划的充满了附会和假象也体现了其政治投机心理曲折地反映了田氏二房在元末战乱割据背景下谋求独立于长房的真实内幕

石阡县碗架岩田氏摩崖石刻所见田茂安分裂活动

石阡县志记载摩崖位于石阡县城西白龙乡白龙山西侧在白龙屯中卡上岩壁层叠黑白色竖线相间因有一凹形岩框形似碗架故名碗架岩摩崖岩壁上已发现有40余处石刻田氏摩崖为其中最早的一处题刻

内容如下:聚入岩人化为血石壁损坏诸蛮灭(元)至顺二年十二月建思州显世孙中顺大州八万军民总管同知思州军民宣抚司事田工匠提领任16(P.565)

首先“聚入岩人化为血石壁损坏诸蛮灭这个题刻太简略不知其详透露出一种战争血腥的情景聚入岩人化为血”,可能说明进攻者死伤惨重石壁损坏诸蛮灭可能说明诸蛮是被攻打的对象且以石壁为险阻若其石壁损坏则诸蛮有灭亡之灾以上仅仅是一种揣测,从形式上看很可能是一首七言诗这只是其中的两句而已或许是刻石损毁不明前后皆不详或许是抄录者有所遗漏

再来看看其落款至顺元文宗年号至顺二年1331年中顺大,《宗谱记为忠顺大夫,田氏授此职一在洪武四年授给田氏二十四世田仁德一在洪武七年授给二十三世田茂安之子田仁智州八万军民总管即古州八万军民总管,据宗谱》,田氏授此职在元至元十二年授给田茂安之父田惟城同知思州军民宣抚司事元代思州或为安抚司或为宣抚司或为宣慰司至元十二年田景贤归顺元朝置思州安抚司至元十八年闰八月丁巳改思州宣抚司为宣慰司兼管内安抚使8(P.233)说明此前思州确为宣抚司(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四思南府讲得很明确:“元置思州军民安抚司寻改宣抚司17(P.53)从传世文献看思州宣抚司曾存在于至元十五年至十八年之间而石刻告诉我们至顺二年也有这个建置跟文献有非常大的区别同知则说明此田氏属于副职当为田氏二房之人

就此再加以进一步分析

第一石刻所在地位于石阡县城西白龙乡白龙山西侧其地紧邻乌江本来属于思州宣慰司辖地后来明代永乐时期对思州宣慰司改土归流,为石阡府所辖可见这一带本属于长房辖地但从石刻看来则曾是田氏二房的亲辖地这反映了二房势力的强大把本属于长房的领地占为己有。后来这一带又从二房重新转入长房,《宗谱所载至正二十五年七月长房田仁厚统兵攻破龙泉坪后重新占领了该地

第二从田氏二房的世系传承看田茂安是制造这个摩崖石刻最关键的人物。《宗谱记载田景贤长子田惟墉承袭父职一直为正长官次子田惟城为田氏二房三十一岁早卒(依券文实仅二十三岁)。田惟城下又有二房其一房世系为田惟城茂忠仁德仁寿(皆夭寿无嗣)。其二房世系为田惟城茂安仁智弘义大雅宗鼎(永乐十一年废除)。田惟城生卒年代据墓券文为1273-1295年二十三岁而亡田茂忠的生卒年代宗谱1295-1326年三十四岁而亡。田仁德田仁寿皆田茂忠子其生年不会晚于1326年宗谱谓田仁德卒于洪武辛酉年(1381年),仅十七岁那么他的出生当在1364年,与其父的卒年1326年相差38年肯定有误。《宗谱提及田茂忠死时仁德尚幼未袭职1331年也不过十五六岁其刻石的可能性很小而田茂安生卒年代宗谱推算约在1296-1365年1331年35岁左右正是他人生理想和抱负定型时期摩崖中聚入岩人化为血石壁损坏诸蛮灭一语应是他此时特殊的理想的真实反映

第三从职位上看田茂安是二房最终与长房走向分裂并获得政治独立的关键人物。《宗谱》记录田茂安较为详细为人英敏果锐胸次过人原任镇远军民同知志气奋发不屑堂侄思州宣慰司田仁厚统辖遂割思南慰使继仁德仁寿职并镇远亦割入思南不服思州管理由此可知田茂安本为镇远军民府这个镇远军民府同知与摩崖中同知思州军民宣抚司事”,虽都称为同知”,但前者为流官官职后者为土官官职有本质不同元代土司制度初步实行确实存在土流混杂不分的状况而田茂安作为田惟城一系次房的掌权人能一人兼二职应与其父田惟城还治镇远兼管内安抚使有关据笔者分析田惟城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即以古州八万军民总管和镇远军民总管的职位还治于镇远从此拉开了思州思南分治的序幕14(P.17)此后长房以思州(今贵州岑巩县)为中心次房以镇远为中心虽然形式上还是以长房为统领但已经隐含了元朝的分治策略旨在减轻朝廷经过思州地区向西南扩展的阻力故摩崖中所谓同知思州军民宣抚司事应是田氏二房的官职在土流混杂的情况下,也自然就兼任镇远军民府同知不过田茂安只署同知思州军民宣抚司事则说明宣抚司的同知为实职军民府的同知为虚职到了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田茂安降于伪夏时已是镇远州知州18(P.26)同时也兼任镇远府土知府⑨从此以后田茂安就是镇远思南的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所以才有后来田茂安向明玉珍献思南地置思南宣慰司正如宗谱所言:“时明玉珍改元,天统三年(1364年)三月茂安将地割献降西台银印以长子仁政为龙泉坪宣慰使司仁智领镇远军民同知事仁美仍授统兵元帅思州宣慰田仁厚见茂安割去镇远分为两司心甚不服至正七年正月初九日(按:宗谱在记述田仁厚时时间为二十五年七月当是),统兵攻破龙泉坪仁政仁美死之茂安亦抱痛而亡焉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判定此处石刻的作者就是田惟城次子田茂安是其早期谋求政治独立活动的反映但此时他羽翼尚未丰满不敢公开其目的还很隐讳这件石刻材料与田惟城墓及其券文时代上一前一后反映的实质有共通之处即都是田茂安谋求政治独立的产物由于田氏的投靠活动具有隐秘性正史多不及其实

思州田氏土司从分裂走向王朝大一统历史的推进

本文对发现于贵州德江和石阡的元代思州土司铭刻材料分别作了细致的考证并结合传世文献分析了这两件铭刻文字资料产生的历史背景,着重探讨了其隐含的元代末期思州田氏土司最终走向分裂的历史细节从中可以看出田氏的分裂固然是田氏家族内部两大房族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对地方控制力悬殊的直接产物但从根本上讲则是深刻地受制于元明之际王朝国家转变的大环境田氏两房都是作为王朝国家设置的地方土司机构首领各自在王朝改朝换代的混乱之际,通过寻求更可靠的政治力量以实现对地方的长期控制

众所周知经过南宋至元代两百来年的发展,田氏土司快速壮大元朝对田氏实行分治至元末明初田氏最终分裂为思州思南两大阵营明永乐时期两思地区军事对抗朝廷坚决果断废除田氏土司笔者在此打算就这个过程中田氏分治与西南国家化进程所隐含的深层次历史逻辑再作一些拓展性思考

南宋初期宋王朝为了抵抗北方游牧政权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控制思州地区地位因此而上升田祐恭是这时期最关键的人物绍兴元年(1131年),朝廷置思州军领安夷邛水思邛婺川四县把思州控制范围扩大到了今贵州黔东南地区特别是到了南宋末期蒙古势力沿川西南下占领云南后又从云南向东进入贵州中西部,罗殿国自杞国和普里部都被纳入蒙古的统治范围宋朝为抵御蒙古的进一步入侵主要依靠思州田氏和播州杨氏结约罗氏鬼国资助大量银两,并派大员协调组织思州和播州势力筑城堡设关隘以土兵值守在乌江上游沅江上游和长江上游沿线建立了牢固的军事战略防线甚至南宋末期在今黔中一带也出现了抗击蒙古的军事活动。《贵州图经新志11龙里卫古迹条记载:“冗刀山古营在平伐司西南八里,《元志称夷酋保郎宋末时聚兵保此该书同卷又于人物条记载元代保郎:“平伐司人宋末边寇蜂起疆土骚乱募保郎集兵民保障村寨入元以功授安抚使有惠政17(P.122)这里边寇”,即指蒙古从云南经贵州境入侵南宋正因为如此南宋才募土著上层保郎集兵民建筑冗刀山古营这与播州筑城海龙屯和思州筑城黄平具有相同的性质尤其是与思州筑城黄平构成南宋防御体系的中线的重要部分

比较而言田氏思州地区更趋于内地形势相对缓和但南宋末年由于处于三条抗蒙防线的交汇区域则必然变成了军事战略防线的后方也逐渐纳入战时体系建设之中在贵州锦屏县敦寨镇的一个洞穴内有一处南宋末年的摩崖其内容就反映了景定年间朝廷阻挡蒙古从广西北上进入湖南的意图19(P.107-108)南宋末期朝廷竭力抗击蒙古从西边云南经贵州进入湖南宝祐五年二月壬戌朝廷扶持田氏筑思州三隘十一月诏京湖帅臣分置黄平清浪平溪屯戍六年正月甲戌命吕逢年相度黄平思州播州诸险要缓急事宜四月,诏田应已思州驻扎御前忠胜军副都统制往播州共筑关隘防御当年十一月甲寅筑黄平赐名镇远州”,又训练民兵侗丁加以防遏20(P.859-864)与此同时还在镇远清溪镇清浪关鸡鸣关驻扎军队当时思州下辖的邛水地区(今三穗县)土著杨氏也参与筑城这些地点都位于今潕阳河沿线地带南宋首都是在今杭州它实际上是由东向西拓展而到了南宋末期已经明显地从湖南经过现在的潕阳河或者从乌江南下西进在这样一个大的空间内依靠团结各土著势力组成抗蒙联盟南宋借用贵州的土酋来抵御蒙古的进入后来证明这种策略是成功的因为蒙古一直到南宋灭亡时没有能够进入贵州东部

这样贵州高原中东部和北部都纳入到整个国家的抗蒙战略范围就西南的战事看长江上游乌江和广西红水河流域在抵御蒙古中都很重要构成西南地区的北部中部和南部三条防线,各地区原有的土著势力在南宋的支持下都得到迅速发展至此经过宋代的买马和抗蒙战争在贵州高原以思州田氏和播州杨氏为代表的黔北黔东地区以罗氏鬼国为代表的黔西北地区和宋氏为代表的黔中地区构成相对独立的三大区域性政治和社会文化圈奠定了贵州地域性历史文化的基本格局这是宋朝为贵州元明清几百年留下的最大的政治文化遗产也成为中央王朝治理贵州的主要依赖力量和博弈力量

南宋抗击蒙古时在思播地区培养了不少土兵后来在元至元三十年五月朝廷还括思播等处亡宋涅手军”,接着在当年十二月朝廷又遣使督思播二州及镇远黄平发宋旧军八千人从征安南20(P.373-375)这里所谓宋旧军”,即是思播涅手土兵朝廷借征伐之名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消耗思州播州土司从南宋抗蒙斗争中集聚起来的势力南宋以来西南地区历史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思州田氏和播州杨氏迅速强大其势力足以撼动中央王朝在西南边疆的管控力尤其是思州地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给定都北京的元朝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必须经营贵州如果经营不了贵州中原出不去云南也进不来而经营贵州必须以打通思州通往黔中地区为关键因此,从湖南西部进入潕阳河这条线路在元朝必然定格为交通要道保障经今黔中贵阳安顺一带以通往云南这是后来元代新添葛蛮安抚司设立及黔中驿道开辟的历史基础元大德元年(1297年),置新添葛蛮安抚司授驿券一道领长官司一百三十县一17(P.123)结合其下辖的长官司在明代的延续和管辖地域元新添葛蛮安抚司范围大致在今麻江福泉贵定龙里至惠水长顺一线恰好是沿着苗岭山脉自东向西呈走廊状元代基于黔中土著上层归附的土流并治保证了苗岭走廊驿道的基本畅通这当是在借鉴了宋代羁縻制度之上的新的边疆治理模式

宋元时期的思州田氏土司所领地域相当于今贵州铜仁和黔东南地区大部这一带作为我国长江中游向西南地区的过渡区域在多元一体王朝国家的治理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因此元至明初时期在中央王朝深入统治西南地区的背景下宋代发展起来的思州田氏地区必然也要服务于这个大局田氏也正是接受了王朝的封赐承担了对王朝的义务才在宋元至明初成为重要的区域政治代言人思州地区在南宋末期已经成为一个过渡地带这个特性在元代进一步强化又经过元末明初的政治更迭明朝更是强化了元代已形成的控制力度建立卫所军民分治,分田氏为二以拱卫驿道交通永乐年间对两思土司改土归流设置府县治理真正实现完全国家化从宋代思州到元代思州田氏分化再到明初田氏分治两思地区最终又转化合并为内地的府县治理格局可以说明初太祖朱元璋在思州地区实行军民分治与分司而治同等重要是明代西南完全国家化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二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国家大一统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田氏的分裂看似具有偶然性实质上却是王朝国家有意促成的分治局面成为这个过渡地带逐渐融入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田氏分裂也只能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一段插曲,田氏土司二房田茂安的政治分裂活动不利于家族的整体利益但客观上又加速推动了中央王朝对思州地区的统一进而增强了西南地区的统一基础田茂安出于私利而谋求分裂的历史主观能动性总是要依托于王朝政权既有的制度框架和运行体系而展开其合法性的生成使之不得不汇聚到王朝大一统的历史洪流之中因而客观上与国家化进程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就是这段历史的吊诡之处和复杂性所在

注释:

参见岳小国陈红王朝国家的模仿与隐喻———人类学视阈下的土司社会与国家关系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岳小国明清时期武陵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研究》,《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1期;张凯成臻铭明代土司宗教信仰研究———以永顺土司区为例》,《青海民族研究2021年第3期

李良品韦丽芳中国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的三个问题》,载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

田敏论思州田氏与元明思州宣慰司》,《民族研究2001年第5期;敖以深思南思州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罗康智时空域转换对文本史料的解读价值———以思州土司分治始末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参见叶成勇南宋田祐恭墓志铭考释》,载卢云辉杨昌儒主编贵州世居民族文献与文化研究(2015年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贵州省德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德江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版824页

蒋华扬州甘泉山出土东汉刘元台买地砖券》,《文物1980年第6期

此谱书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为岑巩县公安局1956年捐赠其修撰时间不详内所载宋清不同时期的序文7种最晚时间为康熙六十一年4月督黔学使张大受所作田氏宗谱序》。估计此版黔南田氏宗谱修撰成书时间当在其后不久

参见乾隆五十六年镇远府志4沿革;犹法贤:《黔史卷二嘉庆二年成书光绪十五年贵阳熊氏刻本这一条都没有正史记录,《镇远府志黔史当是采自黔南田氏宗谱》。

郭子章黔记1大事记上》。参见叶成勇南宋田祐恭墓志铭考释》,载卢云辉杨昌儒主编贵州世居民族文献与文化研究(2015年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⑪思州三隘,犹法贤在嘉庆二年成书的《黔史》卷二指出:“思州三隘在镇远偏桥地,御元兵也。”

⑫清溪镇鸡鸣村志编撰委员会《〈鸡鸣村志〉大事记》,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

⑬据笔者调查,今三穗县滚马乡德明村境内一山顶上,当地长老传闻有南宋末期土酋杨通称所修筑的营盘和练兵场。而杨通称本人于宝祐元年(1253)袭职后,因参与到黄平的筑城活动,曾受到朝廷官员的抚谕(参见杨昌林《邛水土司秘闻》(未刊),第129页。)。

⑭参见叶成勇《贵州花溪燕楼乡金山洞元代摩崖石刻考论———兼论元明时期金竹土司》,《地方文化研究》2017年第4期。

⑮同上。

参考文献:

1贵州省博物馆.贵州省墓志选集M.贵阳:贵州省博物馆1986.

2周必素彭万韦松恒.牧司一方: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管窥[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

3刘翔.江西高安县汉家山元墓J.考古1989(6).

4陈定荣徐建昌.江西临川县宋墓J.考古1988(4).

5王国维.观堂集林: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1.

7(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

8(明)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1.

9(民国)柯劭忞.新元史M.元史二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0(清)张廷玉等.明史Z.北京:中华书局2011.

11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

12郭子章.黔记·大事记:卷1M.成都:巴蜀书社2006.

13黄透松.思州田氏世系初考J.贵州文史丛刊1991(1).

14叶成勇.关于贵州岑巩县木召古城的再认识J.地方文化研究2014(3).

15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16贵州省石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石阡县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17(明)沈庠赵.(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4M.成都:巴蜀书社2006.

18(明)郭子章.黔记·大事记:卷1M.成都:巴蜀书社2006.

19叶成勇.从贵州锦屏戒谕文摩崖石刻看宋朝对湘黔桂边地的治理J.中华文化论坛2015(8).

20(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1.